西蒙娜·德·波伏娃

Simone de Beauvoir (1908.1.9—1986.4.14)西蒙娜·德·波伏瓦，二十世纪法国最有影响的女性之一，存在主义学者、文学家，19岁时，她发表了一项个人“独立宣言”，宣称“我绝不让我的生命屈从于他人的意志”。波娃头脑明晰、意志坚强，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强烈的好奇心。西蒙·波娃一生写了许多作品。法国前总统密特朗称她为“法国和全世界的最杰出作家”；另一位法国前总统希拉克则在一次讲演中说：“她介入文学，代表了某种思想运动，在一个时期标志着我们社会的特点。她的无可置疑的才华，使她成为一个在法国文学史上最有地位的作家。”

个人简介
西蒙娜·德·波伏娃是法国著名存在主义作家，女权运动的创始人之一，让-保罗·萨特的终身伴侣。又译做西蒙·波娃。 全名为西蒙·露茜-厄尔奈斯丁-玛丽-波特朗·德·波伏娃，出生于巴黎，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1929年通过考试，和萨特同时获得哲学教师资格，并从此成为萨特的终身伴侣。

波伏娃出身于比较守旧的富裕家庭，但她从小就拒绝父母对她事业和婚姻的安排，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她和萨特相识后，两人有共同的对书本的爱好，有共同的志向，成为共同生活的伴侣，但终生没有履行结婚手续，并互相尊重对方与其他人的性关系，但两人建立在互相尊重，有共同信仰基础上的爱情非常强烈，萨特去世后波伏娃写了《永别的仪式》，是对和萨特共同生活的最后日子的痛苦回忆，流露出强烈的爱情。 波伏娃将存在主义哲学和现实道德结合在一起，写过多部小说和论文，她的小说《达官贵人》获得了法国最高文学奖龚古尔文学奖。小说的主题在于说明知识分子不能为革命和真理同时服务，两位主人公的革命目的和方法虽然不同，但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都失败而牺牲了。此外她还写过多部小说如《女宾》，《他人的血》，《人不免一死》，《名士风流》以及论文《建立一种模棱两可的伦理学》，《存在主义理论与各民族的智慧》，《皮鲁斯与斯内阿斯》等，提出道德规范与存在主义理论之间的关系，她一直被人们视为是第二萨特。 波伏娃最重要的作品是她的《第二性别》，这部作品被认为是女权运动的“圣经”。 除了天生的生理性别，女性的所有“女性”特征都是社会造成的。男性亦然。这是她这本书的最重要的观点。 她在书中提出女人因为体力较差，当生活需要体力时，女人自觉是弱者，对自由感觉恐惧，男人用法律形式把女人的低等地位固定下来，而女人还是甘心服从。她不同意恩格斯所说的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过度是男人重新获取权力，认为历史上女人从没有得到过权力，即使是在母系氏族社会。她认为妇女真正的解放必须获得自由选择生育的权力，并向中性化过度。她这本书的英文译本在美国极度畅销，对造成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女权运动起了很大的作用。 波伏娃去世后，和萨特合葬在巴黎蒙帕纳斯公墓。

人生经历
---------------------------------1908年，西蒙出生在巴黎的一个书香之家，从小就过着舒适、安定的优越生活。1929年，在法国的大、中学教师资格考试中。萨特哲学会考第一名，西蒙获第二名。这一年，萨特二十四岁，西蒙二十一岁。而此时，他们之间的爱情还只是智力上的相互敬慕。据西蒙晚年回忆：他们一开始的恋情主要是字语的（ver-bol)，而这“也许是我们关系如此持久的原因”。 考试结束后，萨特与西蒙的来往频繁起来。当西蒙准备到乡下家中去度假时，两人开始意识到即将到来的分离的痛苦。几天之内，他们间的关系从智力的讨论变化为肉体的吸引。西蒙后来回忆道：“那个夏季，我好像被闪电所击，一见钟情那句成语突然有了特别罗曼蒂克的意义。”“当我在八月初向他告别时，我早已感觉到他再也无法离开我的一生了。” 在乡间的日子里，西蒙极为苦恼。或许是真诚的爱感动了上天，一个清晨，她的表妹跑进来轻轻告诉她：有个青年男子在田野里等她。果然是萨特。 可是她的父母却无意邀请她的朋友共进午餐。靠着热心肠的表妹送食物，可怜的萨特在田野里孤独的捱过了几个夜晚。终于，爱驱使着西蒙，不顾父母的反对，自己带着食物前往野地里与萨特相会。他们在一起度过了真正的一天。这一天，他们第一次做爱。那天晚上，西蒙回到家里“没有人说话，父亲不理睬我，母亲在房中哭泣，表妹认为我们的事件极为罗曼蒂克。我宽了心，一切已很明晰。我的父母已不能再控制我的生活。现在我真的要为自己负责，我可以随心所欲，他们不能再管制我了。” 是的，萨特再也无法离开她的一生了。从他们相爱的1929年起，一直到萨特1980年逝世。他们一起共度了51个春秋。尽管他们一直没有履行法律上的结婚手续，甚至一直各自保留了自己的住房。1931年，西蒙到马赛教书。萨特则到勒哈佛尔任教。这期间，一个名叫奥尔嘉的女子走进了他们俩的生活。这个三角关系虽然在二人的爱情旅途中占了很短暂的时间，但却留给西蒙足够的题材来完成她的处女作《不速之客》。 1939年，二战爆发。萨特上了前线。在炮火的间隙里萨特每天都给他“亲爱的迷人的河狸”写情书。（“河狸”是西蒙的昵称） 1945年，萨特与西蒙及几个朋友共同创办“存在主义”哲学的《新时代》月刊。1949年，被后人奉为“女权运动”的“圣经”的《第二性》出版。 1954年，以《达官贵人》获龚古尔奖。五十年代访问中国。此行的结果是《长征》的问世。西蒙晚年将萨特给她的情书刊行于世。书名《致河狸的书信》。可惜的是：“河狸”的回信却一封也没编进去。 1986年4月14日，西蒙.德.波伏娃于巴黎去世。享年78岁。西蒙的逝世在全世界引起了反响。各种美誉纷纷而至。而当时的法国共产党总书记马歇的话尤其深刻：“波伏娃远不同意共产党人的所有观点，她同我们的争论是毫不动摇的，但我代表法国全体共产党员向她致意，因为她始终代表着我们社会进步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时刻。”

1949年，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第二性》在法国出版时，在社会上引起两种极端的反应。“女人不是生下来就是女人，而是后来才变成女人。”波伏娃在书中提出这个著名的观点，对这句话的进一步解释——女人作为妻子和母亲的命运，是男性硬安在她们头上，用来限制她们的自由的——震动了很多人，也包括教皇。梵蒂冈把它列为禁书，而女性主义者则奉为至宝。书在法国上架第一周就卖出2万本，完全超出了一本哲学著作的预期的销量，迄今，它的法文版累计销量已超过300万册，英文版、俄文版、日文版与德文版的销量也以数百万计。
到90年代，这部书传到我国的时候，时间已证明它是“女性主义的奠基石”，这样的评价把这本书捧到一定的高度，也很容易把一般读者吓着。然而不像它的名字，有时感觉像是看《国家地理》杂志，有很多生动且活泼的内容。波伏娃首先从动物的性生活讲起，从蜜蜂和鱼讲到哺乳动物和人类，讲到男女先天性的差异——“女人的甲状腺比男人发达，内分泌紊乱影响了交感神经系统，所以神经与肌肉的控制会失常，这种不稳定性与缺乏控制，构成了女人唯情论的基础。”

书分上、下两卷，上卷是它的理论框架。从生物学常识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妇女观，从游牧民族的女人到母系社会、父权社会的女人，再到18世纪贵族社交圈，大革命后至她写作本书时女人社会地位的变化及其根本原因，还有文学作品中男作家对女性的态度。在第二卷中，她描述女人是怎样从女孩变为女人，怎样历验各种不同的处境（婚姻、母亲、社交、妓女、中老年），在这些处境中受到怎样的局限，以及可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获得解放。

如果这本书仅仅是讲“女人的秘密”的话，可能喜欢的人还会更多一些。然而这其中蕴涵着一条清晰逻辑，所有的论据都指向那个名副其实的书名。前面提到，生理性因素导致女人缺乏稳定性和控制力，以致她们对世界的把握能力比较有限。波伏娃后面便讲，这个所谓的生物学弱点是按照男性的价值观呈现的，如果不是男性想驾驭世界，那么“把握能力”的概念就毫无意义。就这样逐渐深入，波伏娃最终完成了她写作本书的任务——发现女性为什么会成为弱于男性的第二性。女人的本性在整个历史进程中是怎样受影响的，人类是怎样对待人类女性的。

很多时候，波伏娃采用了存在主义的立场，就是从人的生存的角度探讨问题。她从女性内部分析女人的角色，有学者评价说是最没有遮掩、最无畏的描述。问题在于，她采纳了一种近似男人（而非她自己的性别）的态度看待女性这个角色。在自序中，波伏娃讲到一个例子，她很介意别人说她:“你这么想是因为你是个女人。”她自卫的方式是回击对方:“我这么想是因为这是事实本身。”然而她自己也提到，男性在这个世界上，既相当于阳性也相当于中性（比如人们通常用“man”来泛指一般人）。那么，所谓事实的标准正是由男性制定的。她的语调冷静，甚至显得有些苛刻，谈论女人的口吻，很多时候，看上去好像一个居高临下的男人。而真正的男人是不可能这样谈论女人的，这件事可以这么来解释，波伏娃把女性的地位比做黑人，那么在文明社会，除了黑人自己，没有哪个白人公然敢说他们坏话，那就是他人品有问题了。一场巨大的感情波折还有周围女性朋友所忍受的情感痛苦，成了她写作本书的初衷。也是，正享受家庭幸福的女人都在家偷着乐呢，大概也体会不到“生为女人”的委屈吧。■

写作背景
波伏娃的女性主义倾向不是与生俱来，在《回忆少女时代》中，她曾提到过对“另一半”的憧憬:“我们共同攀登高峰，我的丈夫比我稍稍敏捷，强壮一些，他常常要助我一臂之力，与我一级一级地向上攀登。实际上，我是一个比较贪心，不太慷慨的女孩，我愿意得到，不愿给予。如果对方不如我，需要我拖着他，我会非常不耐烦。如果遇上这样的人，不如过单身生活，不要结婚。我最重要的事业是拥有世界，我的婚姻生活应该有助于而不是有碍于这个事业。命中注定能成为我丈夫的人，不能是有别于我的一类人，既不比我差，也不超出我许多，他保证我很好的生活，但不剥夺我的自主权。”然后我们知道，她在20岁的时候遇见了萨特。

如果萨特不是那么风流成性，波伏娃也就不会写出这部著作。年轻时的萨特有个信念，就是大作家都是花花公子，如果他要想当大作家，也应该睡很多女人，也许还出于一个相貌丑陋的知识分子缺乏自信或怎样，总之，他对受他的思想吸引的女青年来者不拒。波伏娃骤然察觉到萨特只是在为他自己而生活，在半自传体的小说《女宾客》中，她写道:“轻率信任的代价，就是她猛然面对一个陌路人。”然而对于这个法国最早进大学学习哲学的女学生之一，比她“稍微敏捷”的男性在这个世界上并不多。波伏娃被动地接受他的这种生活方式，和萨特建立了持续50年的自由情侣关系，他们各自都有另外的情人，并且分享彼此的情事。

萨特似乎不那么吃醋，但波伏娃不是，尽管她必须在表面装得很大度。为了保持与萨特的亲密关系，她不得不去讨好他喜欢的女人，而萨特弃如鸡肋的女人，也会失去她的友谊。他们的一个女朋友比安卡曾经在1993年出版的《萨特、波伏娃和我》中指出过她的这种虚伪。大多数时候，萨特生命中的女人来得如走马灯，但40年代，萨特的一次“出轨”有些不一样。萨特去美国访问，结识了布列东的前情人多洛莱斯，萨特对她很伤心，多洛莱斯来巴黎找萨特，他就打发波伏娃去郊区住。后来波伏娃去美国访问，带着找情人的目的，认识了那位被她写进小说《名士风流》的作家情人奥尔格伦。

萨特始终是这段四角恋的主导。多洛莱斯想来巴黎找萨特，波伏娃便去美国找奥尔格伦，1948年的那次，一开始波伏娃打算在美国呆4个月，但萨特担心多洛莱斯爽约，让波伏娃两个月后就回来，两个月后，波伏娃回到巴黎，萨特却告诉她，多洛莱斯还想再多住一阵。波伏娃给奥尔格伦发电报，说想再回美国找他，可奥尔格伦那头还生着她提前结束旅行的气呢，回了封电报说:“别来，太忙。”波伏娃一脚踩空了。

这场四角恋让波伏娃开始回顾自己与萨特相伴走过的20年感情历程，为什么自己作为女人总处在被动地位。萨特启发她说:“如果你是男的，你的成长经历就跟现在完全不一样，你应该进一步分析这个问题。”这句话成了她写作《第二性》的一个动机，其实在与奥尔格伦交往时，她已经有创作这样一本书的冲动。她投入大量精力，查阅了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生理学、宗教学等学科的书籍，那时的波伏娃已经是出版过《女宾客》等小说的知名作家，但也总被人看作是萨特的跟班，写作《第二性》是她体能所蕴涵的巨大能量的爆发。这是萨特从未关注过的女性主义话题，她博闻强识的能力，史诗般的叙述以及精辟的分析，使她多少摆脱了萨特的阴影。

萨特对她精神上的影响仍处处可见，书中大量使用存在主义的分析立场，也是这本书的英译本多年来有很大争议的原因，两年前《纽约时报》书评版的一篇文章说的就是这事儿，名字一目了然——《lost in translation》。英译本的翻译者是人类学教授，在美国的拉丁语学校学过两年法语，对存在主义没有任何了解，于是涉及到这方面的定义存在很多翻译谬误，而且擅自做过一些删改。但由于版权保护的原因，新译本一直不能出来。我国流行的中国书籍出版社的版本也是由1953年版的英译本转译过来的，那基本就是double lost了。2004年，上海译文出版社拿到了《第二性》的法译中版权，由曾经参与编译《法国文学史》的社会科学院专家郑克鲁翻译，预计明年上半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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