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来，中国输出过什么？王教授查询的资料表明，甲午战争之前日本每年中国译著保持70种上下，而甲午中国战败后17年当中，日本仅有3本中国译著，且为数学类。可见，国家的强弱直接影响着文化输出——谁愿意接受弱者文化？
当代中国文化的输出内容单调乏味，也缺少传播方式与策略。印度文化输出的成绩单都强过中国，印度仅凭民间力量,轻易让西方人疯迷瑜珈魅力，而中国文化进入西方生活的仅一个中餐馆而已。贸易顺差盛况之下是难堪的“文化赤字”。缺乏软实力的“软中国”何时能硬起来？
当下，手机、电视、互联网各种通路，将中国人强行卷入一种全球化格式，生活方式每天都在刷新人们的思维。2001年《新周刊》提出过“像什么一样生活”，该命题旨在提示中国人要按自己本来面目生活。可什么又是我们的面目？空空如也。五四之后，中国社会学鼻祖费孝通先生70年前就提出过这个命题——中国文化如何重获自尊与自觉？
生活方式这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
生活方式对《新周刊》来说有着两重意义：
一方面，生活方式是《新周刊》解析社会趋势的视角，也是方法论。或者，《新周刊》社会学的核心是生活方式社会学。无论是点评城市魅力、批判电视、观察世代、分析阶层，《新周刊》皆以生活方式作为切入点，以形成与学界和业界不同的传媒视角或立场。对学界，杂志能将僵硬的学术概念鲜活化、传媒化；对大众，杂志能将生活方式中的细节提升化、概念化。《新周刊》社会学就是这本杂志的生活方式定位，也是差异化竞争策略。
另一方面，生活方式也是《新周刊》的专题内容。从“找个地方躲起来”、“住得像个人样”、“我反对”、“有一种毒药叫成功”到“生活方式创意榜”，可以说，每一期专题都多多少少与生活方式相关。只是，杂志小心规避着流行的时尚路线，刻意寻求自己的发言方式。
在生活方式中找到自己发言的立场是至关重要的。当代中国的每一个热闹现象中，你都能找到西方原发概念的对应物。西方是个标准。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被冠以“东方巴黎”，今天长春和广州打出“东方底特律”的车城口号。横店影视基地号称“中国好莱坞”，连“华语文学传媒大奖”都自比“中国的普利策奖”。地产广告中的欧陆风情就更甭提了。我们每天电视广告树立的榜样都在匹配西方消费主义的原型。
对生活方式必需要有立场，有态度，有创意，有时还需要恶搞，这是《新周刊》做生活方式的专题路数。所谓新锐，无非是不随大流，敢于对流俗“说不”，敢于充当少数派对多数派说“我反对”。因为这本杂志知晓什么是“羊群效应”，如果羊群都向一个方向跑，前方肯定不会有草吃，必将一片荒芜。说到底，传媒多少应担当起社会守望者的角色。
“卖什么最赚钱？卖生活方式最赚钱。”这是著名策划人王志纲的“老王定律”之一。可惜，“老王定律”早成泛滥之势，成为商家和传媒忽悠大众的借口。什么东西都套上生活方式的笼套大吹特吹。今天广告人干的营生，就像设计软件里的“魔术棒”，只要一点西方消费主义原型，再一点中国对等物，生活方式的概念就算套上了，就开始忽悠大众了。
时尚杂志教会了中国人什么
时尚杂志造梦抓住两个对象，一个是小资，另一个是白领。
百年来，世界从世俗化的“去魅”到“再入魅”，传媒可谓“功不可没”。以时尚杂志为代表的传媒让受众“再入消费主义之魅”——越来越多可支配的时间、金钱，但均被煽起来的奢望和嗜欲所吞没。传媒正是造就这些超级欲望的原凶。世俗化之后社会又有了新的宗教——商品拜物教。
消费者成为十足的符号化消费牺牲品。福塞尔的《格调》对此极尽挖苦之能事。且看大陆的《世界时装之苑》如何评说：“品位是一个过去、现在生活的全部展现，你是谁，你就有怎样的品位，你逃也逃不脱，说也说不清。”法国符号社会学派布迪厄的“文化资本”支撑了所谓格调或品位——个人的文化资本决定着艺术欣赏的水平与生活方式的品位，从而，能显示人们“尊贵”身份的，非文化消费上体现出来的品位莫属。
——因而，小资不是一个阶层，而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情调，一个区隔标准。其对立面是愤青。1993版的《现代汉语词典》里，“小资”以“小资产阶级”条目出现：“占有少量生产资料和财产，主要依靠自己劳动为生，一般不剥削别人的阶级，包括中农、手工业者、小商人、自由职业者。”那些词典编纂者哪里跟得上时代潮流，哪里知道《挪威的森林》、杜拉斯、卡尔维诺以及史努比漫画，哪里知道一杯2～3美元的大号“卡布其诺”在纽约人看来算不了什么，而到了北京却成为某种品位的象征。很不幸，《新周刊》等刊物亦被学界标定为“小资读物”。
——其次，白领也不是一种职业，作为职业标签并无学术依据，它的大热却超越了所有职业标签，具有现实合理性。与白领联用的是“时尚”。同名的《时尚》系列期刊，用10余年功夫，发展成10余本白领刊物的传媒集团，从东单某个仓库小院升迁至CBD写字楼。
《时尚》们教会了我们什么？
这些花花绿绿的纸片片教会了新兴中产阶层如何有品位。时尚背后的力量是对西式生活方式的向往和欲望。一位武汉读者给《时尚》的来信道尽心底：“今年挣大钱，挣了大钱订《时尚》。《时尚》就由消遣品摇身变成为一种奋斗的目标。”时装、手表、化妆品、香水、酒等的广告，不仅在推销商品，更是推销一种身份标签，借此与普罗大众区别开来。福塞尔的《格调》反倒成为中国新兴中产们的参照指标。
《时尚》还教会了中国人消费主义。消费不是为了获得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为了炫耀财富；消费是支付能力的表示，是身份地位的象征，是被嵌入商品包装中的品位、格调和广告所暗示的潜能。
影视或杂志，之所以迷恋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是因为“散发着法国香水味飘荡着美国爵士乐的车水马龙的大街，它的洋房、汽车、电灯和抽水马桶，能够几近同步地把最摩登的西洋景搬到这儿来。”（《新周刊》“上海人之所以迷恋30年代”，1998年）当上海人向法国人展示其骄傲的作品浦东新区时，法国人断然说Non——“这不是上海！”（《新周刊》“上海不是榜样”，2003年）
以小资和白领为进攻目标的时尚类期刊，能将消费中的文化和情调发挥得淋漓尽致，却回避了新兴中产们包括期刊操作者自身工作的艰辛和尴尬的处境，更不去触及他们的内心深处。 中产们感慨“讲品位是很累人的”，但过生活“又不能不讲点品位”，确实真实而残酷。
亚洲新兴阶层们所津津乐道的高尚生活方式，不过是西方传媒集团贩卖的西式时尚的亚洲版。新兴的中产们为西式时尚提供庞大的人口基础，是新中产和小资情调支撑了西方时尚品牌和奢侈消费。
住得像个人样：怎么活才舒坦
地产商不仅界定着人们的活动半径，而且界定着人们属于哪个阶层，他们是在商言商的社会阶层分层学家。只是，我们的城市生活越来越不像个人样了。
《新周刊》“住得像个人样”专题（2000年），喊出了中国人对居住要求的底线。对于“有家没园的中国人”来说，离所谓诗意栖居渐行渐远。短短30年，中国人居状况从计划经济的板子楼到欧陆风情的泛滥，建筑形态表面上如走马灯般更替，实质上都是几张设计软件的克隆版。广州“引进”了个星河湾，全国就冒出100多个星河湾。回看中国山水画上的古代人居景象，你不禁问：未来30年中国生意最火的公司会不会是拆楼公司？
我们都生活在“越大越好”的水泥森林之中，城市规划者与地产商合谋，用有限的空间营造出尽可能多装人口的楼房，反正尚有2亿多农民兄弟排队等着被“城市化”呢，不愁房子卖不出去。“城里人”每家每户被圈在各自的“格子”里，同一时间大致重复相同的活动：同一时间吃饭，同一时间看同一部电视连续剧，同一时间做爱，这些重复类似的动作何等荒唐可笑!生命进化了数十亿年才有了人类，而城市的出现不过是两千年的事。人之本性其实未变，他还是那只渴望山野风光的“裸猿”。
老子可能最早意识到大城市的到来会对人性构成威胁，提出“小国寡民”的理想人居。世界自然基金会提出的“一个地球生活”社区模板，人口规模5000到15000，遵守零碳、零废弃物、可持续交通、可持续材料、本地食品、水低耗、动植物保护、文化遗产保护和快乐健康生活方式等10项原则。与老子“小国寡民”几近。
所谓“人性尺度的建筑设计”，所谓“新都市主义”，不过是人性尺度的建筑和交通网；结构紧凑的“短距离城市”；人车分流的步行街网络；作为一件艺术品的城市；有利于儿童和青少年成长的公共环境，等等，不过是殊途同归的原则。理想主义者提倡的中式民居不过是加进现代科技元素，本质上应是符合人性的。不幸的是，“以中式之名，行豪宅之实”，中式民居成为豪宅的代名词。
于是艺术家兼批判者艾未未提出“只有现代主义能够救中国”。现代主义是用一种更直接、更科学、更没有地域性的方法建造世界。试图用历史上积累的各种文化、宗教、技术的经验，建造世界。你生下来，既不是中国人也不是外国人，你是现代人。你根本无需担心全盘西化。从理论上讲，我们中国人是很懂生活的。在生活方面，如果说中国人就是个老人的话，那么，西方人只能算是儿童。中国人只是在近几百年的竞争中败北而产生自卑情结。四合院就不适合现代都市。四合院属于一君为上、万民为下的朝代。艾未未的观点总是给爱做梦者当头一棒。
如果抛开地产商们的华丽词藻，怎么住、怎么活才舒坦？关键看能否提供一种有品质的生活质量。按艾未未的标准，最好的建筑理念是“自由、自然、自在”：自由，无论任何人、任何时候，他首先要的是自由，既是个人愿望也是政治愿望；自然，跟东方人的自然观一致，他的缺陷也是他的优势；自在，你是在家里，你是在一块地盖房子，你要感觉舒服，这种舒服是别人给不了你的，这就是自在。
现实地，我们只能承认，像艾未未这样的“工作跟闲暇是一回事”的幸运者在中国毕竟是少数中的少数。多数人只能从地产商花言巧语般的楼书中计算出自己能有几分“自由、自然、自在”。
生活需要创意，不做拉封丹的驴子
不只是时尚杂志在造梦，地产商在造梦，无孔不入的现代派广告也无时无刻不在造梦。这些梦催人奋进、令人发疯。“25点”、“睡不着”、“中国压力报告”直至“不想工作”，《新周刊》以调侃或控诉的方式，表达了某种反抗。
杂志某期“中国欲望榜”调查中，新浪网民是这样给“中国梦”排序的：第一位“更多的钱”，第二位“环游全世界”，第三位“中国世界第一”，第四位“开名车”，第五位“住别墅”（2006年）。
中国的爆炸式需求将改变世界。地球一半的水泥，一半的铝，20%的石油与30%煤碳的增量都被中国消耗掉。大片热带雨林变成地板铺进了中国新兴中产阶层的家。世界观察研究所布朗先生的“谁来养活中国”命题变成了“谁来供应中国”。
当吃馒头米饭的中国人终于向吃牛奶面包的西方人看齐时，西方人不干了，他们开始以各种堂皇的或下三烂的理由来抑制或围堵中国。从能量守恒定律看，地球也负担不起另一个美国。
西式生活方式不可求，中式传统生活方式又回不去。邯郸学步的中国人顾此失彼，首鼠两端，以致成了拉封丹的驴，两边的草不知吃哪一堆，几近饿死。
《新周刊》提出的“生活方式创意榜”鼓励大家寻求第三条道路，事实上有觉悟的西方人士也在寻求第三条道路。以健康、创新、前瞻为标准，倡导有趣、风格化、个性化、又不失纯朴的生活，拒绝随大流、充当牺牲品。然而对于普罗大众而言，“生活方式”始终“创意”不起来，现实仍然强大到无以反抗。
“痛打创新狗”专题以另一种方式批判，指出创旧是另一种创新。明清时期，中国货被西方人当作奢侈品敬重，现在，倒转过来，所有西方货被中国人当作奢侈品。连比萨饼、星巴克都可当作某种身份或格调的象征。中国人不会生活了吗？中国人失去生活自尊感了吗？变来变去，不叫创新；没有方向，不叫进步；只破不立，不叫发展。老派而新锐的陈丹青受访时称，我从不相信“创新”这个词，因为货真价实的创新，自在而稳健的保守，非常罕见、非常难。画家刘小东说，过去看西方雕塑很美，现在看北魏的石像更有张力和神秘感，这种感觉是中国味的。“怎么舒坦自己才体会得到。”
“Modern”（现代）一词，总是等同于“有效率的”、“快速的”。现代主义则等同于潮流与时尚。现代化的未来图景是高楼、汽车、病毒、荒漠还是沙尘暴？觉醒的西方人士开始看重“简单生活”，把家搬到乡村，自钉木板房，不使用过多电器，挣有限的“薪水”，充分享受大自然中的空气、阳光。这种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简单生活”被社会学家列为未来大趋势之一。“更少即是更多”。如果中国的新兴中产们跳不出西式现代化的怪圈，就永远沦为那个在工作压力下忙活到“25点”、“睡不着”的“伪中产”。
纪录片《人造风景》以一系列动人心魄的景观，展现中国这个“世界工厂，世界通路”在发展进程中对地球的不可逆转的摧毁。在官话“发展”的漂亮叙事下，对地球、对子孙们的疯狂掠夺。发展论者完全有理由指责西方制片人是“饱汉不知饿汉饥”。因为这不是中国问题，也不是西方问题，是全人类问题。与其说是中国污染世界，也可以说是世界在污染中国。地球景观是被全人类的欲望改观了、不可归复了。如同“故乡”概念，永远活在文学意象之中了。
人类终将毁灭自己吗？如是，罪魁祸首就是所谓现代化。人类要为每一次贪图方便付出代价。旧时广州没有这般炎热，一只25瓦灯泡加一个电风扇是全部电器，现在又是空调又是汽车，全球不变暖都难。这是杂志社看门阿伯的看法。
南怀谨曾有妙喻，佛家是开米店的，提供精神食粮；儒家是开杂货店的，应有尽有；道家是开药店的，有病治病。当代中国人吃下一颗名叫“现代化”的毒药，需要2500年前的老子来解。
从政治High、商业High到自然High（Natural High）
2006年，太平洋小岛国瓦努阿图被评为全球最快乐的国家。然而，此国人拒绝这顶冠戴，理由很简单，这会引来游客。拒绝报道也是某些欧洲小镇的态度。游客不是什么好东西。
快乐或幸福是最飘忽不定的人类概念。社会学家郑也夫甚至认为这些概念无法定义，人生的目标也不是快乐或幸福。依郑的归纳人生有三大追求：舒适（生理方面），刺激（心灵空虚），炫耀（就是牛B）——凡超出实际需要而带象征意味的就属炫耀，一种来自动物界的生存本能。
可持续性快乐或幸福，学界用了另一个词“国民幸福总产值”，当人均GDP达到一定水平(3000～5000美元)后，快乐效应开始递减。GNP理念最先由佛国不丹提出，其首相在国会报告时，宣布不丹的发展不仅要看经济指标，还要加上幸福指数。这里所谓的国民幸福指数是指，平均国民寿命乘上平均生活满意度。假如加拿大的平均寿命为78.6岁，生活满意度为0.763，那么加拿大的幸福指数就是60。二战后美国的GDP增加了3倍，但是国民生活满意度却没有随之增加，故幸福指数还不如加拿大。调查机构盖洛普称，中国消费者的总体满意度(相当于“幸福指数”)在过去10年内呈先升后降的趋势：按100分为满分，1994年的“幸福指数”为69分；1997年最高，达到71分；10年后2004年的指数却降到了67分。
《新周刊》从“住得像个人样”到“生活家”，再到“创意生活”，都在倡导回归某种生活本味。与不丹或瓦努阿图的幸福理论应是一脉相承的。
新都市主义的设问是：你想做一只乌龟还是一只兔子？“慢活主义”的口号是“打倒速度”，人类的一部分终于不堪重负，开始追求一种与“快速”背道而驰的生活方式，他们发出警告：“我们成为了速度的奴隶，我们都感染上了同样的病毒：吃快餐。我们必须从餐桌开始反抗。”慢食、慢工作、慢运动、慢慢旅游、慢慢阅读，慢活主义不断提醒生活在高速发展时代的人们，请适时慢下来关注心灵、环境和传统。
乐活族（LOHAS）与慢活主义者同趣，他们吃健康的食品与有机野菜，穿天然材质棉麻衣物，利用二手家用品，骑自行车或步行，练瑜伽健身，听心灵音乐，注重个人成长。
改革开放30年最大的变化是，中国人失去了闲暇。这是《读书》杂志执行主编汪晖的提醒。“让生活慢下来”则是《新周刊》对急行军社会的忠告。传媒应充当“我反对”式的社会守望者。
无尽的索取必遭天谴。SARS或EV71，所有莫名其妙的怪病都来了。“回到常识”，回到牛顿第三定律——作用与反作用定律：如果你让大自然不高兴，她就会让你也不高兴。《没有我们的世界》的作者描绘，地球终将消化掉人类的“过失”，她用50万年进化出人类，再用50万年消化掉人类所有的创造，通通归于泥土。
结 语
某次，一位丽江老太太对游客说：“你们急急忙忙干什么呀，前面不就是一座坟墓嘛。”
所有做现代派生活方式的传媒人，汝当深思了。
FROM:《新周刊》生活方式观——还有多少中国味？ 2008年10月07日 14:05:30 青年记者
评论
